普通公民获得“降旗志哀”的权利，自汶川地震始。国务院决定，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。在此期间，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，停止公共娱乐活动，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。19日14时28分起，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，汽车、火车、舰船鸣笛，防空警报鸣响。地下，再多悼念似于死者无补。

　　以国家的名义、以最高的仪式，为公民的大规模死亡哀悼，这是对死者最大的善。对生命的拯救，对生命的尊重，是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。全民默哀，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理性社会不会冷漠和淡忘公民的死亡。生命值钱，更值得尊重。有评论说，汶川地震见证了泱泱中华民族向现代文明和普世价值的转折，灾难唤醒文明古国对个体生命的尊重。

　　2008年，中国人在地震废墟上重重书写了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，既陌生又熟悉。

　　灾难激发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。救援志愿者口号是“今天，我们都是汶川人”、“政府来不及照顾的地方，我们去”。这样的行动，在中国各地，汇聚成巨大的暖流，温暖着这片饱受灾难的土地。地下，再多悼念似于死者无补。

　　灾难彰显公民人格，大灾催生大爱。惨烈的天灾，在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悲伤的同时，也再次让13亿人的爱心汇聚成爱的海洋。一时间，“我要为抗震救灾做点什么”成了无数人的心愿、行动和荣耀。此次接收到捐赠款物数额之多，创下了历史之最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血出血。每一个捐款箱前，每一辆献血车前，都排起了长龙，向灾区输送着“血浓于水”的亲情与温暖。灾难让中华民族空前凝聚，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。

　　汶川地震是全体公民的集结号。据统计，汶川大地震以来，赶赴抗震救灾一线的志愿者共计20万人，成了灾区人数最多的一支救援力量，也是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志愿者行动。“一点很小的善心，乘以13亿，都会变成爱的海洋；一个很大的困难，除以13亿，都会变得微不足道。”

　　据此，有人倡议，将2008年定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建设年。

　　逝者长已矣，但并非生者永怀悲。电视镜头中，灾民在吃火锅，虽然家家都有罹难者，生活还在继续。有道是，川人代表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，他们是中国人的盐。

　　中国人少有西方人的反省情结。对中国人，活着高于一切。地震虽然摧毁了家园，夺去了亲人生命，但却永远不能摧毁大禹后人不屈不挠的意志。虽然创伤犹在，灾民已经开始在破碎的家园上忙碌，无言地向世界讲述着中国人民的坚忍与顽强。

　　“叔叔，我想喝可乐。要冰镇的！”这是手臂骨折、在黑暗废墟中苦熬80个小时，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身边躺满了老师和同学尸体的18岁高中学生薛枭被救后蹦出的第一句话。获救的薛枭没有哭哭啼啼，他只说出那句著名的普通话。作为一个在灾难中受困的小人物，他的实话让灾民的形象变得更加真实、更为人性。中国百姓不再喊“有思想有境界”的豪言壮语，他们朴实的话语中可以看到对生的渴望、对生命的珍视。这才是中华民族前行的真正力量。寻求意义的物种。灾难启迪人生，有教于生者

　　人人都是“猪坚强”。“好好活下去！”这句话诞生于汶川灾区，并将伴随中国人今后的日子。

　　海外媒体感叹“中国式总理，无法复制，想学也学不来”。中国领导人在灾难发生时，除赶到现场视察灾情、慰问群众之外，还要亲自担任救灾总指挥。后者属于专业领域，并非总理之职。中国总理这个职位，自周恩来始，就被赋予了兢兢业业、克尽职守的形象。在中国做官，有很多做法，但是温家宝选择了人民希望的那种做法。

　　温家宝坦然引用网友的话：“遇到一个好总理不如遇到一个好制度。”引发了“好总理与好制度”的话题。做一个清廉的好官员并不是一个官员的最高价值，积极地推进整个制度系统向前发展，让自己的“善”能够转化为制度价值，才真正具备了大时代的最高价值，由“好总理”通往“好制度”。

　　在一个高度人治化的行政官僚体制下，再卓越、再日理万机的行政首脑，都不可能通过领导人的个人行为或偶然机遇，去一个个处理十几亿老百姓日常千头万绪的困难和问题。正如温总理救助偶遇的白血病患儿，令这位“不幸的幸运儿”立刻住进北京儿童医院，这无法取代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度安排。对此，仅靠“就事论事”式的个案处理是无济于事的，必须在制度变革举措上想一个“完全之策”。国家行政首脑应主要考虑、集中精力处理制度化建设的大事。

　　汶川地震得出一个成语：“多难兴邦”。对于独生子女为主体的80后磨难成长，灾难教育就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“汶川一代”取代“鸟巢一代”，成为80后长大成人的新称谓。

　　每个世代，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成长事件。此前，80后对国家的灾难性记忆，都是从书本和影像资料中得知，因而被外界认为是柔弱的一代。这次，长辈们看到中国的年轻一代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，改变了不少对都市独生子女的成见。独生子女一代也知道伸出援手，知道承担责任，知道做出奉献，知道扶助弱者。过往的偏见，源自社会尚缺少给80后表达的机会。毕竟他们是在长辈们的羽翼下长大的。

　　无论是废墟上的志愿者、抢险的军人、各大城市义捐或献血的青年，无不是以80后为主体。他们都是大难当头无私无畏的少年英雄，与利益无关，与荣誉无关，将死亡置之度外。这种责任意识的成长，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，正在改变着未来世代的价值观和是非观，进而重塑中国未来社会形态。

　　这次救灾报道是中国近六十年新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。它显示了中国新闻业在思路和做法上的突破。

　　在这场大灾大难面前，中国力图展现一个开放透明的国际形象。中国政府在对国际社会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和欢迎，接受外国专业救援队进入灾区，邀请由数十家中外媒体组成的记者团前往地震灾区采访。寻求意义的物种。

　　地震改变了CCTV的惯有形象。地震发生后，央视第一时间就启动直播手段，24小时不间断，换人不停机，综合频道和一套并机直播，加上四套海外频道。电视第一时间介入事件现场，这原本是电视之职，地震让电视归位。

　　更令人钦佩的是自媒体发力，“我”到了第一现场。网民绮梦用QQ在关键时候直播：“啊，总理摔倒了！”直播中数次提到温家宝在抢救现场的行动和话语，温家宝看到灾情后痛哭不已，还曾摔倒导致手臂受伤出血。这位绮梦虽可能是媒体人员，却自觉承担起自媒体之职。“我就一句话，是人民在养你们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”这句年度之语是由QQ自媒体传出的。

　　新闻的开放让继奥运火炬事件以来西媒的反华之声暂时闭嘴。这揭示出一个道理，越开放，闲话和批评之声会越少。

　　大灾一刻，世界与中国同在。日本、俄罗斯、韩国、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的救援队也相继抵达灾区。他们对每一位死者肃立默哀的举措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外国媒体纷纷感叹“地震震出中国人的民族认同”，也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灾难处理的认可。当局的开放举措，消解了中华民族走向普世文明的羁绊。

　　大规模接受国际救援，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，被外界看作是真正融入世界之举。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作比较，中国政府本次采取现实主义态度。相应地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受灾，中国也会给予真诚的国际人道援助。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，灾难让全世界感同身受。或者，灾难是地球人团结的一次难得的机会。

　　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的“党疼国爱，纵作鬼也幸福”奇文说明作者还生活在上一个时代。“范跑跑”个人引发的大讨论则属于当下。连外媒都热议“丑陋的Runner Fan”。当然也有外报认为“范美忠的坦率是罕见的”，并指出震区校舍大面积倒塌，政府大楼却屹立不倒，这些不去计较，却对一个青年教师大兴笔伐，有转移公众视线之嫌。受难百姓向地方父母官想讨个说法再自然不过，不知“余含泪”是真糊涂还是假明白？

　　地震两小时后，国务院总理专机飞赴震区成立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；10小时后，近两万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到达灾区开展救援工作。随后，包括空降兵、海军陆战队、武警和消防官兵等20余个兵种的10多万大军陆续投入抗震救灾……外界震惊于中国政府动作之快，动员能量之大。
　　 但我们更钦佩的是，汶川地震带来中国民间力量“井喷式的爆发”。各种社会机构、营利组织、非营利组织、慈善团体、公众个人等，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“第三种力量”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。他们人数众多、分布广泛、信息丰富，直接生活在公共危机发生地或附近，能够快速、敏捷、有效地发现公共危机的苗头，消除谣言和不必要的猜疑、恐慌，保障民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。社会大众是灾后恢复和重建的主力军。相较于政府而言，“第三种力量”往往表现出更大的灵活、高效和创新，比如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后，日本的民间组织先于政府赶到救灾现场；1999年台湾9·21地震后，民间力量迅速做出反应，并在救灾和重建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　　 从各类慈善基金会到门户网站，从企业家到明星及普通百姓，地震后都积极行动起来。我们银河人才网可爱的会员们也加入了赈灾的行列中来，比如：河北四方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707500元善款及通信设备物资捐助、河北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万元善款捐助、河北诺斯克龙腾纸业有限公司员工10万元善款捐助等等等等，点击这里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会员可爱的一面。
　　美国《时代》周刊感叹：中国原来是这样！这个国家展现出一幅充满悲悯的画面，千百万的中国人排起长队，捐出钱、食品和衣物。通往灾区的道路上挤满了私家车，上面挂着写着“抗震救灾”、“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字样的条幅。中国的“公民精神”并未缺失。

　　基督教《启示录》曰：基督必来，新天地再现；但在此之前，世界必将经历大灾难。好莱坞女星莎朗·斯通的“四川地震是中国的报应”之说引发中国人的愤怒。报应之说其实在中国也有民间版本。

　　我们可以不信因果轮回。但从因果关系上说，至少有一点是明朗的，八万四川同胞是替中国以至全人类去死的。在地理学上地壳冲撞力量总要有一个发泄口，不是汶川就是别处，非此即彼。

　　抛开宗教教义与地理学说，作为一个寻求意义的物种，我们宁愿相信，汶川地震是一次集体拯救，一次中国人借此对时代和整个社会的拯救。一句话，坏灾难让我们都变好了，或至少向好了。我们看到，白发苍苍的老人拿出养老金，娇生惯养的小学生捐出零花钱，连行动不便的乞丐都拿出微薄所得，这种感人场面不会让一个物化社会得救吗？当然，不少善款是所谓“绑架”而来，逼人行善是另一种粗暴行为。

　　心力一致之时，就是中华民族转运之日。如果灾后我们的劣根性旧态复萌，依然冷漠，依然势利，岂不是八万四川同胞白白受死了吗？天灾因果不敢妄说，人祸因果则是肉眼看得见的。如果你连婴儿奶粉中都敢投毒，那报应迟早会到。如果行行都有三聚氰胺，那也不必妄称大国了。也不必讲什么现代化了，干脆回到刀耕火种时代算了，至少干净。在汶川时间里，中华民族短时的心力一致能够长期可持续吗？

　　汶川地震无疑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次“震慑与敬畏”行动。

　　地震给中国留下悬念，近一二十年来的建筑有多少豆腐渣工程？对三峡大坝这样的超级巨型工程，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将不堪设想。灾后重建启动了“5·12”生态民居援建项目，如何坚持尊重科学、尊重自然，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，将成为下一步所有建筑规划的重大命题。任何挑战大自然极限和忍耐力的做法应当缓行。

　　震慑之后是敬畏和反省：现代化让我们与大自然隔绝太久了。我们早已对“牛羊骡马不进厩，猪不吃食狗乱咬，鸭不下水岸上闹，鸡飞上树高声叫”之类的地震前兆麻木。地震之前，四川省阿坝州防震减灾局还“成功平息”了一起地震误传事件，责令采取措施“防止谣传进一步扩大”。早在地震之前，我们为何对诸多预兆如此大意，比如四川省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出现大规模蟾蜍迁徙，数十万蟾蜍走上马路。

　　大自然再一次嘲弄了人类的愚蠢与粗心大意。“相信科学，破除迷信”的现代中国人对大自然再三的提醒与警告迟钝。彻底对大自然失去领会能力是多么危险。这是人类的悲哀，现代科技的悲哀吗？